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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身为国最难忘》
作者：吴明静 凌晏 逄锦桥 著
出版：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是我们家乡湖南慈利县引以自豪的著名科学家。他的妹妹和侄女都是我上初中时的同学。从她们那里特别是从他妹妹陈能淳那里，我早就听说他矢志报国的许多事迹。有几位在京乡友还曾和我商议为他写传记。陈能淳也曾向我表露过此意。那时还不知道由中国科协牵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已将他的传记列入计划。听说他住院多年卧床不起，想约几位乡友前去看望。趁机试探一下他对为自己立传的意向。出乎意料，五月底，陈能淳突然托人转告：她哥哥重病不治，不幸去世。几天后，又收到她寄我的一本书，即中国科协牵头组织撰写的陈能宽传记《许身为国最难忘》。随即展卷，急切阅读。
1946年，陈能宽在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即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物理冶金工程硕士、博士学位。在美九年，系统钻研金属物理，获得许多重要发现，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与R。B。Pond教授合作研究、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被认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在金属材料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他应聘在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任工程师，开始用更现代化的实验手段进行金属单晶体的研究。这时候的陈能宽已是美国公认卓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了，事业有成，薪资优厚，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妻子裴明丽和他一起在耶鲁大学留学结业。除在国内生的大女儿之外，留美期间又生了一女两子。但是，在旁人眼里春风得意的陈能宽，此时却归心似箭。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很不理解陈能宽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那一代人对百年来列强的欺凌有着刻骨锥心的历史记忆，更经历过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悲惨屈辱。传记中写到：陈能宽读初中时的常德隽新中学、读高中时的长沙雅礼中学，在日寇迫近湖南时都曾西迁湘西沅陵，上大学时的唐山交通大学更先后远迁贵州和重庆。在空袭警报和轰炸声中上课自习是家常便饭。他是满腔悲愤唱着抗日歌曲长大的，也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上交通大学而后赴美深造的。故尔，他在美国特意订阅经常报道祖国消息的《华侨日报》等爱国报刊，并积极组织成立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的留美科协。对他们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天经地义。
但是，陈能宽回国的道路，也和钱学森当年争取回国一样，一波三折，障碍重重。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进入敌对状态。在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共、防共的浪潮。留美科协因为倾向新中国，被迫解散。陈能宽也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移民局的种种刁难，实际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甚至担心会不会被关进“爱利斯岛”外侨集中营。这其中的曲曲折折，传记不惜笔墨祥加叙述。也让读者对美国所谓的人权、自由如何从属其国家利益，对心向祖国的中国留学生如何被压制陷害，有所了解。直到1955年，中美签订交换平民的日内瓦协议，陈能宽才见到回国的曙光。
机会难得。陈能宽一家匆匆准备。家具、电器和其它杂物来不及变卖，都委托当地一位华裔朋友代为处理。只带了大量研究用资料、仪器和随身行李，和三十多位学者一起踏上归国之路。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他们所乘的客轮，最终抵达香港，而后步行赴深圳。当他们远远地望见五星红旗时，情不自禁地一起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许多人是眼含泪水走进国门的。
对于这些饱经国难、满怀报国夙愿的海外游子来说，此时此地，此歌此情，发自肺腑，不可遏制。
据传记引用陈能宽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所述：将近半个世纪后，年届八十的陈能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语音哽咽，不能自己。
踏进国门，陈能宽的人生道路出现了转折。
面对众多单位的邀请，他选择进入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尽其所长，继续从事金属物理研究。为能尽快报效祖国，他特别热心研究工业生产中实用性较强的金属；还曾受中科院委派，赴苏联作了两个月的学术考察。考察重点也是苏联在金属物理和金属材料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他本来不懂俄语，为完成这次考察任务，增进自己的专业知识，他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硬是把俄文水平提高到能作学术报告。
他没有想到，当他正顺风顺水走在这条他所熟悉的专业道路上时，他的人生轨迹又一次面临重要拐点。
从苏联考察回国不久，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李觉将军（时任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二机部九局局长）要见他。
见面时，李觉将军开门见山：“陈能宽同志，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工作。”
接见时在场的还有钱三强、朱光亚两位科学家。凭着自己的政治锐敏和科学知识，陈能宽略一思索，便猜出这个“新产品”大概是什么。
他试探着问：“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吗？我是搞金属物理的，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
当然没错！
从朝鲜战争时候起，我国就面临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而苏联要帮助我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也因为中苏两党交恶而被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我国不得不自起炉灶，自主研制，以核抑核，打破核垄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九局开列了一百多人的科技干部名单，经党中央批准，充实核武器研究部门。陈能宽因为在爆轰方面的专长而被选中。
接受调令，就意味着将要改行，放弃自己已钻研多年的金属物理。陈能宽曾一度犹豫，但很快决定服从调动。
报效祖国，还有什么比让祖国尽快掌握核武器，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更值得为之效力的呢？
陈能宽来到原子弹研究机构北京第九研究所之后，被任命为二室主任。二室担负两项重任：一项是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另一项是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都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当时的一室主任邓稼先对他的到来甚表欢迎：“现有的认识、参数和计算工具都无法单靠理论来解决至为关键的爆轰设计。你来了就好了，请你从实验研究途径来解决吧！”
当时，有关核武器理论研究方案已初步确定，亟需通过实验尤其是爆轰物理实验加以检验证实。而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实践几乎是空白。
传记单列了一章，叙述陈能宽如何“从头学起”，以小学生的态度边干边学，孜孜以求，终于从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从1960年到1963年，陈能宽带着他的队伍，在官厅水库畔的爆轰试验场17号工地做了上千次实验，取得了大量珍贵数据。又经过十几次的设计论证，原子弹起爆元件正式定型，可应用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1964年8月22日，九院成立首次国家核试验工作队。陈能宽被任命为核试验委员会成员，参加了首次核试验。
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采取的是塔爆方式。1964年10月16日这天凌晨，陈能宽陪同李觉将军登上120米高的铁塔，进行试验前的最后检查，并和李觉一起最后走下塔架。
从纪录片中，我们都看到了核试验成功时那欢声雷动的现场场面。从传记中我们方知：平时以严肃著称的陈能宽，竟也“如孩童般雀跃”。
诚如传记所言：他比别人更有理由高兴。从他投入核研制工作那一天开始，“他所期望的，不就是今天吗？”
也是从他投入核研制工作那一天开始，他就严格遵守保密铁律，隐姓埋名，毅然断绝了和家人、和一切亲朋好友的联系，似乎已从世界上蒸发。
这一点，从陈能淳那里我已有所闻。读了这部传记，我才得悉其祥。将近三十年时间，他都不曾和家人通信。父母和两个兄长去世，他都未能回家奔丧。有的朋友还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人世间种种牺牲中，这该是最难作出的一种牺牲。
惟其甘于隐姓埋名，惟其乐于作出这种牺牲，他才能为国家作出这样重大的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对他，对所有元勋奖章获得者来说，不都是真正的实至名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