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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和人类社会的前行脚步紧密相联，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总之，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乃至于由迷信到科学的过程。具体而言，对洞庭湖的认识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中国人有“五湖四海”的说法，其中“五湖”大体指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五大湖”的提法本身并不全面。中国真正的大湖在西部，“五大湖”仅限于历史与人文发达的东中部地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现在准确地表述应该是“五大淡水湖”。洞庭湖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它位于湖北省和湖南省之间，也是两省得名的来源，足见其影响的既深且巨。洞庭湖居“五湖”之首，号称为“海内第一巨浸”，也正因为它的名气，在1962年8月出版的巨着《十万个为什么》，其中《为什么洞庭湖不再是我国第一大湖》一文称：洞庭湖“每年缩小88.6平方千米，其中有的年份缩小的更多，竟达到245平方千米。它的面积在枯水期约有3100平方千米，而鄱阳湖在枯水期的面积则有3350平方千米；在洪水期，洞庭湖约有3900平方千米，鄱阳湖则有5050平方千米。”首次提出洞庭湖降为第二大湖泊。这个说法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多少人感叹，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不认同这个说法，还有十分严谨的学者提出一系列数据论证洞庭湖仍然大于鄱阳湖。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不能以空泛的“大”作简单的排名，对于天然湖泊的论证研究，应由科学的数据作支撑，湖泊是天然的水库，它的面积、湖容、流域、水量乃至于其功能都应该纳入“大”的参照系数，空泛地说三道四和简单化排名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我们研究洞庭湖的变迁，包括洞庭湖在“五大湖”的地位问题，其科学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在于要搞清楚人类活动因素对于湖泊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对湖泊的认识是不同的。即是在相同的时期，人们对湖泊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民间，洞庭湖被视为鱼米之乡、“母亲湖”，从1960、1970年代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洞庭鱼米乡》，唱词就有“粮船结队下长江”、“金丝鲤鱼装满舱”。在水利工作者心中，洞庭湖又是防洪保安的代名词。1826年由安化人、安徽巡抚陶澍主持出版的道光《洞庭湖志》，用了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来收录历代洞庭湖艺文、捃摭和掌故，可以窥视出十七、十八世纪政界知识界认识洞庭湖的视角。春秋时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发展，江南的开发即和洞庭湖发生关联，这里成为楚国的粮仓，洞庭湖也上升为国计民生的重要一环，这个地位一直延伸至今，估计还要进行下去。而洞庭湖有别于其他湖泊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吞吐长江，是长江最重要的甚至说是唯一的调蓄湖泊，它担负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中游地区防洪保安的重要使命，历朝历代上至皇帝下到水工，无人不有这个共识，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所以，一个粮食生产，一个防洪保安，是两道弥久不变的考试，一代接一代人走进这个考场。
但是，今天的洞庭湖给人类又出了一道新的题目。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洞庭湖除了急剧巨变，它在变小的同时，其生态和环境也出现了问题，它的水在变少，水质在恶化，土壤在污染，水产在萎缩，生物多样性在减少。我们反思洞庭湖的传统开发模式发现，虽然它为大江大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表率，但它又忽视了湖泊湿地生态功能的建设和保护。当然，这不仅仅属于洞庭湖和湖南省的单个现象，过度开发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在全国已属于普遍现象。比方我们的近邻湖北，号称“千湖之省”，由1949年前后的1052个下降到目前的309个，已少于湖南省。武汉市号称“百湖之城”，但至目前武汉的城建史事实上演变为填湖史。湖北被网友讥为“湖悲省”。一方面是湖泊水面和容积不断萎缩甚至消亡，并且这一现象已开始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在长沙，既有人工伪造的洋湖湿地，也有靠机械抽水打造的松雅湖、梅溪湖；另一方面是湖泊水质不同程度受到污染，水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全国131个湖泊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表明，Ⅳ类水质的湖泊24个，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湖泊44个；富营养型湖泊67个。一半以上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富营养化危害，部分湖泊达到重富营养化程度。最典型的是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造成“5·29”供水危机，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湖泊已不堪重负，它在呻吟。洞庭湖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太湖、滇池那一类重大污染事件，并不在于我们的保护工作做得比别人好，而是洞庭湖作为调蓄性湖泊换水周期率短、湖泊周边工业布局偏低等因素所致，洞庭湖的生态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从小在湖区长大，老家位于藕池河东支一个叫“八股”的村子，它的东面是华容县第一大内湖东湖。听大人们说，这条河从长江流过来，到流水沟注入洞庭湖。小时候的藕池河河面宽阔，涨水的时候水流湍急，站在矶头上看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第一次看到轮船，当时我们叫“洋船”，笫一次听到高亢的汽笛声。今天在洞庭湖也难得一觅的江豚，据我母亲说在藕池河发水季节随时可见。这一片脚下的土地到处隐藏着洞庭湖变迁的密码。今天的注滋口在一百年前还是藕池河的入湖口，几十年后随着泥沙的淤积河口下移到刘家铺，1958年围垦钱粮湖开新河，藕池河入湖又下移到流水沟。这三道入湖口每处相隔二十里许。前者是人类活动间接的“功劳”，后者则是我们直接的“成果”。我后来考证，村子东面的沈家山，是历代岳州知府到华容县指导工作眺望洞庭湖的登临点和观光台，它身后的东湖原本与洞庭湖连为一片，但现今的沈家山看到的已是良田万顷，真的是“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岳阳的地方文化研究专家何培金告诉我，他收藏的湖区地契中就有因临水仍未“长”出湖面而留白的。父亲告诉我高祖移入这个叫“八股”的村子，他老人家买下的水面是以荡桨数字为标准的，当今这一片水域已是我家祖坟前无垠的田畴。这些事实都说明现在华容、南县的大片土地都曾经是洞庭湖烟波浩淼的水的世界。1981年秋天，我离开这一片故土考入大学。父母亲送我上船，母亲一步一招手，我一步一回头。我的新生活也是从这里启航，从注滋口坐客班溯洞庭湖到岳阳转火车。在我的记忆里，寒假因枯季水少回家已无船可坐只能搭乘汽车了。但是后来无论何时回家都坐不上船了，藕池河航道淤塞严重已没有了客班。听单位湖区的同事说过年从长沙回南县回安乡要坐二天一晚的船，1990年初也已改乘汽车。水乡坐船出行只是一种记忆了。1988年我从四川回湘工作，与洞庭湖又接上新的缘份。次年底省政府决定编修《洞庭湖志》，白发苍苍的史杰老先生挂帅，我有幸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无数次地聆听到他和其他水利老前辈讲述五六十年代的治湖故事。洞庭湖的这份情感，一结五十年。到2013年这部志书出版，整整15年。
洞庭湖曾经因为全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倍受重视，也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变而遭到空前冷落。在1996、1998、1999年连续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后，洞庭湖的治理和建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洞庭湖研究也由单纯的水利工程技术角度扩大到建立洞庭湖学的广度和深度。我也能拾掇起曾经的岁月沧桑找到为母亲湖和故园呼吁呐喊的平台。自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起，我每年都围绕洞庭湖的治理和开发提出建议。由我执笔起草的《关于加强湖泊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建议》作为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院士专家建议，把“优先将洞庭湖经济区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建成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跨区域合作发展示范区”写入建议上报国务院。我一直认为，我们如果把洞庭湖视为母亲湖，首先就要“孝顺”母亲湖。人类在天然湖泊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以尊重自然、顺其自然为原则，人不与水争地，维持湖泊的自然状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2014年4月14日，湖南省上报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湖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对于处理好湖区急盼发展、加快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避免无序和破坏性开发，保障国家粮食、生态、水利和民生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洞庭湖区步入新的良性发展时期的一个开端。省洞庭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即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规划课题研究作为引领，作为长期生活在湖区的一员，也作为研究会的一分子，为洞庭湖的开发、治理和保护作好调研、提出建议，都是一份责任。按照研究会的安排和分工，我牵头完成的这部着作，也是期望从洞庭湖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洞庭湖的生成、发展、演变、兴衰等与地质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因素的关系，理清这种关系不但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有关联，对湖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如何正确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更好的尊重自然，顺其自然，保护自然，真正做到合理开发自然。如果能部分达到这个目的，这本书的意义就更大。
（作者为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研究员。《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已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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